当地时间2022年7月6日，法国巴黎，里昂火车站举行的罢工活动。SNCF铁路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全国罢工运动，此次罢工扰乱了许多旅客在暑假的出行计划。
工作超时违反法国《劳动法》?
法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周35小时。如果员工的工时超过35小时，公司就需要用补假的方式，对员工超时工作的部分进行补偿。同时，法国也是全球第一个实施“法定特休假”的国家。只要工作者在法国工作且劳动法对其适用，国家就保障他们能够享有每年25天以上的带薪特休(congés payés;来自《劳动法》L3121-27 du Code du travail)。法国的工作者每周的工作时间通常为周一至周五上午八点半至十二点，下午两点半至六点。另一方面，加班文化在法国极其少见。究其原因，是法国公司需要承担较高的加班费：如果员工加班，公司需要为前8小时的加班多支付每小时25%的费用，之后每小时增加为50%。
根据民意调查显示[1]，法国民众认为减少工作时长以及增加更多的公共假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多数法国员工认为，这样的工作安排让他们在平衡日常生活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消减了“为工作牺牲一切”的心理状态。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政府于2000年开始实行一项新的经济措施：将每周工作39小时减少到35小时。因此，将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35小时，形成了一种新的工时文化。法国政府认为工作时间的减少是社会进步的特征，受益于技术进步，象征着工作效率的提高。通过每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市场力量的影响下，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因素之间的共享附加值获得了增加，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也迎来了提升。[MOU1] [2]从长远来看，工人的每小时工资以与小时劳动生产率相似的速度同步增加。多年来，每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增加了小时工资，又减少了平均工作时间。最终，员工在新的工时文化中达到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尽管部分人士担心减少工作时长可能对法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1870年以来，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约14倍，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20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在职受薪人口增加了4倍;与此同时，法国员工的平均工作时间[MOU2] 却减少了一半。诸如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等机构更为关注经济生产力的数据而非工作时间。此外，这些经济机构还衡量了每个国家的工人每小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法国与德国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同，两国工人每小时为两国的GDP贡献了57.7 欧元，明显高于欧盟 44欧元和希腊28欧元的平均水平。这些数据表明，尽管法国人的工作时间更少，但他们有效地利用了工作时间。OFCE的经济学家马蒂厄·普莱恩(Mathieu Plane)表示：“我们发现，当生产力更高时，工作时间通常会缩短。”
尊重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对于部分欧洲工作者而言，传统上“多劳多得”的说法未必准确。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选择在减少工作时间、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为工作者提供较高的收入。举例而言，作为生产力最高的国家的卢森堡，这个拥有614000人口的国家每小时生产力为 81欧元。令人意外的是，数据表明，新冠疫情对西欧每小时生产力影响甚微，其中一些国家的工作效率还有所提高。[MOU3] [3]美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INSEE) 的一项名为“关于过去40年法国社会的演变”的研究显示：法国工作者每年的工作时间平均减少了17%，从1975年的总计1957小时减少到了2018年的1609小时，相当于每天减少大约1小时的工作时间。
虽然法国的整体工时在减少，但法国的生产总值却保持了上升，这意味着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在持续增加。据调查显示，法国人通过高生产力弥补了国内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4]53%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效率在2020年[MOU4] 中再次提高;在德国，这一比例要低得多，只有47%的工人感受到了生产力的提高，英国的比例甚至更低，仅为26%。此外，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团队，法国工作者都做到了保持高效。接受调查的员工中有51%表示，他们团队的生产力在2020年[MOU5] 中有所提高。在工作者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工作小时数，而是生产力。除此之外，这些工时短、效率高的国家都有共同特点——提倡一种平衡工作和私人生活的文化。
事实上，如果要求工作者在上班时保持专注，那么工时就不可能无限延长。换言之，要在工作上展现出真正的效率，需要划清上下班的界限，以及对于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都给予尊重的职场文化。也唯有建立在这样的尊重之上，才算真正的“有效工作、有效生活”。
2017年，法国出台了一项新法律：“断联权”(droit à la déconnexion)。法律禁止拥有5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或组织要求员工在规定工作时间外，通过电子邮件等其他通讯方式发送或回复工作消息。据悉，法国是第一个将此权利纳入劳动法的国家，“断联权”的目标包括在确保员工获得合理的工作报酬外，保护好员工的私人时间等等。这使员工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并降低过度工作的风险，不遵守该规定的雇主将面临民事或刑事处罚。法律规定所有员工都可以拥有断开连接和联系的权利，并且着重强调那些选择远程办公或拥有高管身份的员工有权行使“断联权”。
随着新冠疫情背景下工作模式的变化以及远程办公的普及，断开连接的权利受到了重视。法国政府在2020年5月上旬发布的远程办公指南中强调：着力于改善公司的远程工作条件，雇主必须精确定义“员工可用的时间段”，确保远程工作的员工仍然受到断联权和合法工作时间的保护。此外，该文件还表明，如果员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工作，他也必须拥有午休等休息时间。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8日，法国南特，一名工人在郊外萨维内的一个建筑工地喝水，热浪袭击了法国。
较短的工时导致了法国的高失业率?
法国一直面临着结构性失业(chômage structurel)的问题。法国研究机构Rexecode的研究主任伊曼纽尔·杰苏亚(Emmanuel Jessua)称：“法国的问题在于国内人口处于年龄金字塔的末端。本国很难将年轻人融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那些既没有工作也缺少教育经历的年轻人(被称作NEET)往往受到文凭的限制，难以求职。而54岁以上的群体要保住自己工作也同样困难。”OFCE的数据显示，相较于其他欧盟国家的工作者，法国人的工作时间可谓很少。法国每位居民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为634小时，而德国(728)、西班牙(708)和意大利(713)等国家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则明显更长。法国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相比欧盟标准每人每年751小时的工作时间还要低上15%。另一方面，法国国内15至24岁群体的就业率为29.6%，55至64岁群体的就业率为53.13%，均低于欧盟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由于年轻人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而50多岁的人经常提前退休，较晚进入工作岗位和较高的中年离职率导致法国人的平均工作年限仅为35.2年。
自1970年代以来，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一般来说，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GDP增长疲软，另一方面是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法的僵化，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匹配。
那么，工作时间的减少是高失业率的原因吗?恰恰相反，解决就业问题正是该项政策的目的之一。当时法国国会左派多数议员认为：减少工时会鼓励雇主多聘雇一些员工。他们将工作设想成一块大饼，只要把工时缩短、把加班费提高，企业就会需要更多人手来工作，因而制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过这样的“画饼政策”是否真的有效目前来看似乎还不得而知，毕竟这只是对工作机会进行了“分配”而并非“创造”。另一方面，INSEE调查表明：国内的平均工作时间与法定工作时间之间的差异越小，失业率越高。为了解决失业率问题，法国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可以在两种解决方案之间进行选择：加速GDP增长或减少工作时间。在这些解决方案中选择一种或另一种，这不仅仅是经济选择，更是一种社会选择。这样的抉择甚至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未来发展。
35小时工作制——仍有争议
一直以来，工作时长都是法国社会极具争议的话题。由于法国政府是“左右共治”，加长工时或减少工时被认为代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比如法国企业行动联盟(Medef)甚至认为这项措施是反经济、反社会的。另外，这项规定在颁布之处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减少工作时长来限制兼职的发展，改善法国男女间的不平等问题，促进更公平的家庭分工。在法国，由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收入差距，许多女性会选择在本职工作外通过做第二份工作来增加收入;另一部分女性则是因为受制于文凭而不得不从事兼职。法国的兼职的工作类型更“女性化”，而兼职女性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也要比男性更长。[5]
事实上，法国社会的兼职工作并不轻松，同时伴随着一系列的劳动问题。对于兼职工人而言，加班已司空见惯;许多法国公司会对员工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安排。由于兼职工作时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员工的工作时间往往超过了他们获得报酬的工作小时数。而在疫情与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下，法国的兼职人数增加了6.2%。[6]然而，在这些现象背后，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仍然承受着极大的不平等。由于薪资差异，在2020 年，法国的全职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三倍。一旦女性组成家庭，她们也会由于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照顾受抚养的父母或配偶、逐渐离开劳动力市场等原因选择从事兼职工作。[7]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35小时工作制的态度也在过去几年发生了转变。如果说当时的若斯潘政府提出该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工作，改善生活(travailler moins pour vivre mieux)，那如今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呼吁加班、提出了加大劳动与生产(travailler et produire davantage)来适应经济大环境。这样的呼吁确实很符合法国政党的一向作风，毕竟在法国有“拆掉一项法律”(détricoter une loi)的传统+——把法律的漏洞彻底撕破撕大。这样的做法既没有撤回法律以免影响政府公信力，又间接使法律失效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国左右共治的政党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右派认为这条法律减缓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左派则认为这个法律初衷很好，只是后来出现太多漏洞但没有规避。最终，法律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也无法起到作用。看来，工时议题不仅是民间争论的焦点，也是左派与右派执政党的一大矛盾核心。
法国民众对工时问题如此敏感，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如今仍维持的35小时低工时政策是他们用长期的游行和罢工争取来的。不仅是马克龙，之前的萨科齐政府等也提出延长工时来振兴经济，但均遭民众反对。另一方面，工时问题也与法国人的工作观息息相关。这也离不开政府的“说辞”，因为法国政府曾保证：工时短，失业少，生活品质才能有保障。长期以往，人们在心态上可能就会对工作产生负面情绪。